中美共同体难以为继？

日本《外交官》网站（The Diplomat）近日刊登了清华大学中欧研究中心齐思源（VasilisTrigkas）的评论文章，全文如下：

衰落的并非美国，而是“中美国”（Chimerica）这个中美两国共同构成的虚拟国家，它曾被视为市场一体化的典范。

中国推行“韧性权威主义”，或者说还在继续实行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政体，这暂时驳倒了“民主制是历史终结”的说法。但是世界各地的政治专家仍大为推崇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的第一部分，即“自由民主制”宣言的自由主义部分所提出的观点，并视其为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一厢情愿地认为，中美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能使霸权主义和平转变，“中美国”一词就是这一观点的完美诠释。该观点认为，如果中美之间能够形成一种积极的经济关系，不断加强自身的重要作用；如果两个繁荣的国家更愿贸易合作而非武力征服，有无相通而非短兵相接，更愿商业往来非兵戎相见，冲突之门将永远封锁。自由主义者还断言，主宰21世纪并创造永久的和平与繁荣的不会是中美任何一方，而是中美国——这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具备全球眼光的商业精英这只看得见的手共同掌控的合成国家。

然而长久以来，现实主义者都在质疑这种自由主义言论。他们认为中美两国冲突不可避免，两国在经济、军事、科技和外交方面都在进行全面的较量。“中美国”这一概念非但不切实际，而且严重忽视了中美两国关系中有增无减的证券化趋势。

检验“中美国”观点的正确性，需要对自由主义的三个指标进行全面调查，即促进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促使人们消除国家民族区别，打破疆域界限，依托国际形势而非单凭本国国情来制定政策。这些指标是什么？它们分别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供应链依赖以及具备全球眼光的商业精英。

对华市场依赖：淘金时代的终结和自主创新的兴起

资本追逐利润。邓小平时期，中国对外国资本开放市场，美国跨国公似依循本能进入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投资。35年后的今天，中国市场稳步发展，但是在华投资的美国公司，其在华市场的表现却比在他国市场要逊色不少。

《经济学人》发布的年度中国依赖指数显示，过去三年，在中国境内投资的回报远不及在中国境外投资的回报。虽然这一趋势可能只是暂时的，但是巨大的机会成本可能导致大型跨国公司的决策者考虑将投资重点转向他国。

更重要的是，该指数还显示，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最高的三家美国公司：苹果、因特尔、IBM，都是高科技公司。然而随着中国企业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上述公司在华的市场份额将会受到中国本土企业的威胁，这种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设计”的飞跃必然会侵蚀美国科技巨头的市场份额，甚至引发全球市场份额的争夺战。

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出台政策限制外企与本地企业的竞争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因为斯诺登监听门事件爆出美国科技公司与美国国安局（NationalSecurityAgency）有合作关系。最关键的是，严格的反恐法使美国公司的高管们感到惊恐，认为不与中国政府合作提供重要安全码和软件后门的公司都将被立即扫地出门。如今中国政府已不再采购微软产品，并斥资数十亿美元支持开发本土综合操作系统和其他美国引领的先进技术。

如果将中国顶尖大学毕业生的择业倾向作为一个指标来评判中国本土创新趋势，那么现状对美国公司来讲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仅仅五年之前，清华北大的理工科毕业生还倾向于到美国科技公司就业，而现在大多数毕业生会选择本国的五大科技巨头：百度、阿里巴巴、网易、华为和联想。

供应链依赖：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和地区贸易协议

自由贸易使贸易伙伴之间的实际收入最终趋同。因为中国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促使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贸易逆差较大，总需求不足，工资水平始终停滞不前。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中美两国的平均实际收入最终将不相上下。

诚然，目前中国的工资水平仍比美国低得多，但两者差距正在缩小。美国科技革命促进了当前美国的工业复苏，也让公司高管们寻求在欠发达的亚洲国家建立新的生产网络，如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随着在中美经济互补性变弱，越来越多的公司会将生产外包到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平精英辅助，使“中美国”加速衰落。

收入水平和相对物价随市场变化和平精英卡盟，中美共同推行的区域贸易协定日益错综复杂，这些都会扭曲市场信号，加剧中美竞争。更多公司会成为新贸易规则壁垒的牺牲品，并退出中国市场。贸易摩擦、经济互补性变弱和无序竞争，为“中美国”敲响丧钟。

具有全球眼光的商业精英：中国共产党政治和思想上的适应性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人类阶级不是按国家民族或者其内在的文化力量或历史力量划分的，而是按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物质条件来划分的。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看法惊人地相似。一位银行家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WorldTradeCenter）第100层装修豪华的办公室里俯瞰浦东新区，他与俯瞰布鲁克林的美国华尔街银行家没有什么不同，二者具有共同的信仰：金钱。

在自由民主制度里，钱可以买到权利；在美国，甚至可以说钱能收买政府。设想如果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商界精英能够决定中国共产党由谁来掌权，那么两国自由主义者和具有全球眼光的精英就能掌管中美国并将全球化现状维持下去。

但显然，中国共产党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商界精英在国家政策制定中无足轻重。改革允许商人参与共产党集体决策和平精英辅助，但国内最终的“大战略”还是由最高权力机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决定。中国共产党的行事准则仍是强烈反资本主义。共产党利用自由市场来优化这样一个列宁主义国家的权力配置，若有商人胆敢与党员干部唱反调，下场就是生意关门，颜面扫地。

诚然对世界主义，中国的精英领袖可能持有不同于华尔街的精英的独特见解。由于这一差异，加之中美双方无法坦然接受一个多样共存的世界，中美两国渐行渐远。

后中美国时代的全球秩序

历史上众多具有远见的领袖人物都怀有黑格尔式统一的梦想。无论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Great）、奥古斯塔斯（Augustus）、大流士（Darius）、拿破仑、刘邦，还是中国唐明两代的诸位帝王，都无一例外都选择了以霸权和征服的方式来实现他们大一统的梦想。最终他们依靠文化和意识形态维持和谐统一。

而自由主义者看到了市场特有的非霸权力量，这种力量凭借利润最优化这只无形的手把各国汇聚成一个整体。中美国孕育于此理念，得益于美国引以为傲的超级强国时代和“历史终结”心态。紧随其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及自1991年以来美国总统所做的“人类文明走向自由民主这一命运不可逆转”的宣言，现在看来着实狂傲。

中美国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也许真正的雅典式民主可以避免中美陷入另一场危险的冷战，避免两国处于对立的局面。现代改良的雅典式民主呼吁民众广泛参与，贫富阶级和平共处。这样的政治改革将会结束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也将对中国起到强大的示范作用，使其能够寻求更广泛的民众参与，并继续与美国以及世界各国开展积极合作。

同时，中美两国还应加强战略经济对话，消除高科技安全方面的疑虑。两国应摒弃贸易地区主义，积极配合世贸组织，呼吁建立软硬件的全球标准。两国还应采取联合行动，促进商品、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以推动世贸组织有关消除贸易壁垒、监管套利、资本天堂等问题的谈判进程。同时，两国也应确保可持续的经贸联系，以促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绿色外交和公平贸易的发展。若两国能将自由公平贸易提上日程，并对产权问题进行诚恳讨论，同时在绿色能源项目上合作创新，将十分有助于拯救衰退中的中美国，也将有助于维持当今时代的和平稳定。

自由主义盛行二十年与中美国出现后的今天，现实主义者似乎要赢得这场辩论的胜利了。就像伟大而博学的欧洲心理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所说：“有人将可能的战争视为必然，从而促成了战争的发生，他的确定无疑就是对战争的默许。有人将和平视为必然，从而无意之中将我们推向战争，他的不以为然就是对战争的放任。只有那些深知战争危害并时刻不忘的人才能做出理智的举动，才能尽一切努力去阻止战争的发生。对于某些大规模战争的危害我们记忆犹新，将其与和平的美好相比较，我们更感心痛。尽管目前中美国的空中楼阁正摇摇欲坠，这些痛苦和记忆仍有助于两国重归和谐，。

关于作者：齐思源（VasilisTrigkas）为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以及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CSIS）非常驻研究员。他被柏林墨卡托基金会（Mercator foundation）评选为欧洲十五位对华关系青年专家之一。